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包头地方组织的恢复与发展（3）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包头地方组织的恢复与发展（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包头党史连载（八）

刘仁（1909-1973）原名段永鹬（段永强），四川省酉阳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鲁贲、安建平夫妇

原东门大街12号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了中国东北，进而威胁整个华北。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把矛头指向共产党和爱国军民，激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和反对。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没有看到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已下降为次要矛盾的重大变化，仍然认为国民党内好似铁板一块，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继续强调去夺取中心城市。在绥远省，共产党的组织和革命的群众团体有所恢复。中共西蒙工委已开始有步骤地开展工作。绥西临河地区，以王森为书记的中共临河县委，在城镇、学校、乡村和国民党阎锡山屯垦部队中已建立起党支部和“穷人会”等群众组织。在中共归绥中心县委领导下，绥远省反帝大同盟的工作重点，已由爱国学生运动转移到发动与组织工农群众一同抗日和有计划地开展工运和兵运工作上来，基层组织已延伸至包头、固阳地区。但是，共产党的力量、革命的力量还很薄弱，组织领导亟待加强。

四、中共绥远特委的建立及其活动

（一）组建特委

尝试建立革命武装

1933年春，日军进犯察东。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保卫察哈尔，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河北省委的领导和推动下，冯玉祥、吉鸿昌（共产党员）、方振武等人于同年5月26日，在张家口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又称察北同盟军）。此时，正在包头地区开展地下工作的中共西北特委军事部长吉合，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前往张家口与中共察哈尔前线委员会书记柯庆施接上关系，汇报了工作。吉合又于7月1日向中共河北省委递交了工作报告。在报告中，吉合讲述了自己地下工作的经过，向上级党组织提出增派负责同志到包头“参加各级工作”，“建立正式党的秘密机关”，“决定指导党的系统建立党的直接关系”。

1933年6月27日，蒋介石为搞垮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命同情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为青海地区屯垦督办，许给40万元军费，限令7月底全部撤离沙城地区。中共察哈尔前线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指示，决定借此机会派刘仁、梁一鸣随孙殿英部队西行，做四十一军的统战工作。同时组建中共绥远特委，领导组织绥远地区党的工作。7月下旬，刘仁、梁一鸣随四十一军到达包头。

刘仁和梁一鸣来到包头，按柯庆施交待的暗号，与四十一军政训处主任、地下党员罗念冰接上关系，并找到了吉合。刘仁、梁一鸣、吉合3人住在泰安客栈。1933年8月上旬，为避人耳目，刘仁、梁一鸣、吉合到转龙藏（今包头东河区东门外）开会，由刘仁传达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建立中共绥远特委的决定，任命刘仁（化名王崇义）为书记，吉合（化名张其胜）为组织部长，梁一鸣（化名于岳山）为宣传部长。刘仁扮成小商人，吉合扮作行脚医生，二人以叔侄关系作掩护开展工作。吉合通过乌兰夫等人的关系将梁一鸣安排在土默特第五小学当教员。刘仁负责全面工作；吉合负责农民运动，重点在蒙古族聚居的农牧区活动；梁一鸣负责铁路工人运动。1934年春，上级又派鲁贲（化名小王）、安建平（化名范淑珍）夫妇来包头参加特委工作。鲁贲到绥远特委后，主要负责青年团工作，重点放在铁路和煤矿工人中。他在石拐煤矿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起党的支部。安建平担任特委秘书，负责日常事务。特委还从中共临河县委抽调陈高锁来包头工作，担任特委交通员。陈高锁机智勇敢、吃苦耐劳，传递情报，出生入死，从没出过差错。特委平时分散活动，每月在东门大街12号院，秘密召开一次碰头会议，进行理论学习，通报工作进展情况，传达上级指示，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特委直接向中央驻北方代表石心（孔原）汇报工作。

中共绥远特委组建后，首先抓了争取四十一军的工作。四十一军有4万多人，是国民党的杂牌军，备受蒋介石歧视。中共察哈尔前线委员会十分重视对这支部队的争取工作，在部队中安排了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高级顾问李锡九、政训处长韩麟符和主任罗念冰等。

中共绥远特委将争取四十一军工作的重点放在部队中的军官学校，韩麟符积极配合特委工作。刘仁首先把该校的党员组织起来，建立了党支部，成立“读书会”，并吸收学员都参加，进行抗日救国教育，通过壁报进行半公开宣传。特委在5个大队各建立1个党支部的基础上，还建立起1个支干会。支部周围建立起“反帝红旗会”、“士兵大同盟”等进步组织。“士兵大同盟”尤其受欢迎，参加者120余人。

军校师生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校方的支持下，在包头城内张贴抗日标语，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痛斥蒋介石奉行不抵抗主义，使整个城市充满浓厚的抗日气氛。

由中共绥远特委领导和组织，军校学员先后开展了反对打骂开除士兵、反对枪毙学员、反对克扣学员菜金和改善医疗条件等斗争。

四十一军到包头不久，中共绥远特委在军官中发动组织了一次军事起义，但未能成功。其时，泰安客栈中驻满了四十一军的军官，刘仁、吉合、梁一鸣也挤在其中的一间房子里。时间长了，刘仁等同军官们混熟了，了解到大多数人具有抗日爱国热情，对军队的现实不满。经过刘仁等秘密做工作，部分官兵制作旗帜准备起义。不料藏在泰安客栈中的义旗被“执法队”查获，一些军官被带到军法处，他们咬定旗帜是进驻前就已存在。刘仁、梁一鸣又托请李锡九从中说情释放了这些军官。在事已暴露，情势紧迫的情况下，特委只好决定提前举事，结果部队没拉出多远，即被打散。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四十一军的工作，中共北方局决定派阎红彦参加绥远特委工作，重点放在四十一军军官学校中。1933年底，孙殿英不顾刘仁、李锡九、韩麟符、罗念冰等人的反对，坚持按蒋介石的命令西去青海。刘仁多次同绥远特委以及四十一军中的党组织商量，大家得出的结论是：如孙打下宁夏，可随孙入宁夏，然后向陕北会合；反之，则在孙失败前起义，将党所掌握的部队拉到陕北参加红军，尤其要保证拉走党员多、进步力量强的军官学校。为了不影响与孙殿英的信任关系，要求大家不要随便行动。

四十一军往西开拔时，在刘仁等努力下，将军官学校和一个辎重营近千人留在包头。刘仁通过部署，在辎重营中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组织和秘密工作机关，准备必要时起义，由阎红彦带往陕北。

但是，四十一军在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邓宝珊等军阀部队的合围下，迅速溃败。情急之下，孙殿英将留在包头的部队全部调往前线。当刘仁等赶往前线时，四十一军的败兵如潮水般退下，将刘仁要找的部队冲散了。刘仁找到罗念冰，费大力聚拢了数百人，正待拉往陕北，得探路人回报黄河融化，已不能通过。刘仁、罗念冰二人商定，将一部分人送往北平、天津，交给党组织另行分配工作；另一部分人继续潜伏在原部队中，彼此保持联系。但不久这支部队也被晋绥军缴了械，使举行起义的计划没能实现。

（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