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包头地方组织的恢复与发展（6）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包头地方组织的恢复与发展（6）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包头党史连载（十一）

李衡（1908-1939），又名李致光，河北省安新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图为河北省安新县为李衡设立的纪念碑。

中共绥远省工作委员会旧址（包头财神庙裁缝铺）

五、中共绥远省工作委员会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之初，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几十万东北军不战而溃，使东北三省相继沦陷。虽有不甘做亡国奴的东北军自发组织义勇军同日本侵略军殊死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后续无援，先后失败，被迫退入关内。可悲的是，他们退入关内后，又被国民党三十二军缴械、遣散。大批义勇军官兵和东北难民流落北平。他们露宿街头、衣食无靠、生活窘迫，虽有抗日救国的热忱，却找不到报国之门。

义勇军中的共产党员白乙化、陈钟、吴梦久、柴山、乔永旭、秦晓光等人，联络难民中的爱国绅士任作田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流亡民众抗日同乡会”，推举任作田为会长，并由任作田通过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部长朱霁青（时为国大代表、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会长）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解决难民救济问题。

1935年4月，为了安置上述流入关内的东北义勇军部属和难民，国民党南京政府和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协定，在绥西安北县扒子补隆（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新安镇）建立“绥远省和硕公中垦区”，将东西长20公里、南北宽10公里，约7万亩的荒地划给难民耕种，当地人称之为扒子补隆垦区，因垦区多为东北籍人，故又称东北垦区。从此，东北义勇军部属和难民有了安身立命之地。同时，他们的到来，也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精神带到了垦区。一二九运动后，一部分平、津学生响应共产党“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号召，分批来到垦区，其中有青年学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300余人，共产党员100余人。后来，垦区移民队伍逐渐扩大，共产党员增至200多人。垦区地处偏僻，国民党统治势力在此薄弱，成为共产党立足发展、组织抗日的理想阵地。

鉴于这种有利条件，1935年秋初，中共中央北方局首先派东北特委从事义勇军工作的苏梅到垦区，建立了中共垦区特支，苏梅任书记，委员有陈钟、祁志仁。苏梅以小学教员为掩护，在垦区青年中培养、发展党员。1936年夏初，北方局考虑到大规模抗日战争可能爆发，决定成立中共绥远省工作委员会，任命李衡为书记，并兼任中共北方局特派员，从天津来到垦区。李衡在农垦股六班参加劳动，后被任命为垦区小学的校长。7月，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由延安派出鲁贲到垦区主持会议，正式成立中共绥远省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绥远工委），李衡任书记，陈钟、彭德、张义远为委员。秋初，为全面开展绥远省的工作，中共绥远工委机关迁至包头，在财神庙街开了一个裁缝铺为掩护，领导绥远地区的革命斗争。同年冬，北方局调走工委委员陈钟，其他委员也有调动，省工委先后增补白乙化、郑琳为委员。

1937年10月，中共绥远工委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绥西地区。李衡、白乙化、郑琳去太原向中共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北方局根据绥远形势，对省工委的组成人员进行了调整，由李衡任书记，王德、郑琳、白乙化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和军事部长。在返回绥远途中，郑琳被留在雁北地区工作。白乙化、王德于1937年10月下旬担任了新组建的挺进军抗日民族先锋总队（以下简称民先队）的总队长和参谋长，随队伍赶赴山西。李衡带领郭敬、王志成等于10月下旬前往后套陕坝，进入了由归绥退至此地的李大超的国民军内，为李大超组织政训处，以坚持绥远抗战。

垦区的民众背井离乡，身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之苦，不甘心当亡国奴。省工委通过办夜校、唱救亡歌曲、演剧、开谈心诉苦会等，使垦区成为有群众基础、抗日救亡情绪高涨的革命阵地。上海等地文艺团体慰问和辅导，新安旅行团的演出，垦区青年自演话剧《放下你的鞭子》，还有自编的《抗日先锋报》等，都发挥了重要的宣传和鼓舞作用。

垦区名誉会长朱霁青是大革命时期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国民革命的老国民党员。总干事任作田是曾经支持东北青年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流亡民众抗日救国同乡会的进步人士。为了做好任作田的工作，李衡、苏梅等人组织中共党员和民先队员积极协助任作田开展垦区工作，并注意和他接近，经常和他谈心，使任作田成为共产党的同情者，对共产党员的活动不加干涉。垦区设在包头的办事处，对李衡和省工委的活动，起到了积极的掩护作用。

垦区经济来源主要靠生产自给。垦区难民有1000余人，青年人居多。开荒种地，盖房修路，党组织动员党员和以青年人为主的民先队员起带头作用。生产收入，除供给难民吃穿外，每次还能发些奖金做津贴补助。这样就使流离失所的难民，有了暂时安身之所，使党有了培训青年积蓄革命力量的阵地。

垦区的反动势力，如国民党特务曹大文、反动分子潘建弼等，曾勾结少数不明真相的人，向革命者进行围攻，扬言说：“我们知道谁是共产党，你们等着绥远宪兵队来抓人吧！”党内还发生了支部委员祁子仁在北平被捕叛变的事。省工委通过发动群众，向任作田揭发曹大文、潘建弼二人严重贪污的事，并采取了把苏梅调出垦区的办法，保护了党组织的安全。

垦区除生产劳动和文艺宣传，还加强军事训练，提出“流汗在西北，流血在东北”，“誓死不当亡国奴”等口号，《垦民之歌》的歌词是“结成铁的队伍，打回老家去”。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在训练中吃苦在先，大多数人成为军事工作的骨干。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遭受迫害，曾参加临潼捉蒋战斗的学兵队被解散，流亡华北。省工委决定派白乙化到北平接纳这批人到垦区。1937年夏天，王志成、刘景平等70余人来到垦区。李衡热情欢迎并亲切接见了他们。

这一时期，李衡、孔祥云曾几次到归绥看望积极开展工作的中共党员潘纪文、郭敬。他俩在归绥发展党的组织，发展民先队员，开展对傅作义的统战工作，并取得较大进展。李衡代表绥远工委对他们的工作给予肯定，并就进一步开展党的工作做了明确指示。

1937年10月初，李衡在垦区召开了绥远省工委会议。李衡作为绥远省工委书记，带领王志成、庄彝樽等7位党员一起经五原到陕坝。在省工委其他委员奉命调离、只剩下李衡书记1人的情况下，补充郭敬、王志成为工委委员，分担组织、宣传和军事工作。成立由李衡领导的中共绥远省临时工委（简称绥远工委）。

绥远工委成立后，李衡与刘进仁领导的河套中共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

在此之前，归绥发生了“袁李分家”的事件。1937年9月下旬，绥远省民政厅长兼国民兵司令袁庆增，奉傅作义命令，集合省府和国民兵司令部全体官兵，整队出发前往山西。国民兵副司令李大超，率部分官兵，拒绝执行命令，主张坚持绥远抗战，在绥远组成新的国民军司令部。这一做法受到绥远省国民党的一些重要官员的支持和合作。如傅作义的三十五军政训处长郭灵墅等，还有一些军政人员和归绥市警察局，也参加了这一行动。该件事是符合绥远人民抗日要求和保卫家园愿望的。新司令部组织新的政训处，经郭灵墅号召，潘纪文组织，由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组成30多人的政治工作队，进入政训处。原傅作义聘请为国民兵司令部宣传委员的郭敬等人均成为工作队的成员。10月初，李大超率国民军3000多人，共6个团，经包头退至后套和伊克昭盟，后转移至陕坝。李大超通过郭灵墅的关系约请李衡（化名李仲权）全面主管司令部政训处。李衡借此机会，加强了对该军的统战工作，积极扩大共产党的影响。选派共产党员郭敬、王仁安、王建功、王志成、王兆震、孔祥芸、狄敏达、高万章、郑尚谦、刘景平、庄一尊、马映光、杜如薪、李佩衡等分别担任司令部科长或各团政训处主任和政训员。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教士兵学文化、唱抗日救亡歌曲、印刷抗日小报等活动，使当地的抗日救亡形势十分高涨，人称陕坝为“小延安”。李衡经常深入部队给军官和学员讲课作报告，很受欢迎和尊敬。

经过几个月的整训工作，官兵思想、军民关系、士兵生活等起了变化，部队面貌有了改观，成为站稳在绥西，坚持困难环境中生存下来的地方部队。人们称赞说这个部队有了“主义”。

与此同时，中共绥远工委在绥西其他地区的工作也有很大进展。东至五原、安北，南至临河，中间有百川堡、蛮会等地，逐步建立和恢复了中共党的组织，吕自拔在乌加河（为黄河古河道，亦称“五加河”、“北河”，在今乌拉特旗前旗境内）北组织了农民救国会。孔祥芸在补隆淖结识了一位对共产党友好的教师。通过这个关系使工委的工作渗透到宁夏地区，并在那里创办了一所学校，有了一个开展工作的立足点。

1938年3月，国民兵奉命移驻五原，除郭敬、孔祥芸外，全部政训人员随军前往。在五原，李衡、王建功分两批各带10余人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并听取了指示。

同年5月，国民军改为游击军，归建山西的傅作义部队，李大超、郭灵墅被免职，任命马秉仁为司令。马秉仁派来了新的政训处长。李大超在马秉仁到来之前，优待遣散了全部政训人员，王志成带领大部分政工人员回了延安。1938年5月，中共中央根据绥远地区的形势和党组织状况，决定建立中共绥蒙工委，省工委书记李衡调任绥蒙工委组织部长，中共绥远工委工作遂告结束。

中共绥远省工委（含临时工委）成立近两年，工作成绩显著。它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针、政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它扩大了共产党在绥西地区的影响，对稳定河套地区的政治局面、促进绥西抗日救亡斗争的开展以及为培养革命干部、恢复发展党的基层组织，都作出了一定贡献。

（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